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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短四年的占领，美英法对德实行了以“四D方针”为中心的化改造，而且开展了社会与经济改革，从起初的惩罚措施向以经济恢复为主的政策转变，使西德走上了繁荣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。
然而面对强加的化改造，西占区民众是否接受，持何种态度，作何种反应?对这一问题的探究，则涉及了战后初期西占区民众对纳粹主义初步的自我反思。
二战结束之后，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战败德国，期待其对纳粹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，并予以忏悔和反省。然而面对战争溃败带来的后果，德国人多数精神惶恐，心态麻木，生存问题俨然是笼罩于心上的一块大石，何谈悔悟?
鉴于此，占领当局便担负起促使德国人幡然醒悟的责任，提出了“集体罪责”的指控。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英国人罗伯特·范西塔特的《黑记录:德国的前世今生》，之后罗斯福再占领政策原则的公告中予以阐述。
“集体罪责”控诉被占领的德国人，暗示着盟国并不认为任何团体或组织是没有污点的，德国人必须接受无条件投降和集体对二战负责，因为希特勒发动了战争，并企图用最可怕的手段灭绝犹太人，这始终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
在占领时期，缘起于英美指控的“集体罪责”导致了一场关于罪责问题的讨论，深深地刺痛了德国人，也为后来的历史反思埋下伏笔。面对“集体罪责”控诉，德国教会以“宗教从未与纳粹为伍”予以变相的否定，避而不谈国家和个人的罪责问题。
在教会的认知中，德国人遭遇了双重灾难。他们既是纳粹的受害者，也是盟军地毯式轰炸的受难者，这无疑是一种自我辩驳之言。对于多数德国人而言，“集体罪责是一种诅咒”。
战后早期有关再教育德国人民的工作，占领当局做了很多努力，诸如组织参观集中营、放映历史纪录片及新闻影片、报道审判战犯情况等等，目的是“促使所有德国人开始思考他们自己的责任，但以粗鲁、残酷地形式呈现出来，看起来则将罪行与全体民众等同起来。
虽然多数民众相信新闻报道的真实性，也认识到了纳粹暴行，然而相信不等于忏悔甚至也不是关心。实际上此时的德国民众并没有像盟国那般真正地思考过这一指控，相反他们要识别不同水平的罪责与内疚，即并非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。
德国知识界对罪责问题的回应，与民众漠视、沉默的态度大相径庭，出现一些异样的声音，如被誉为“新德国精神导师”的哲学家卡尔·雅斯贝斯，他的观点对战后罪责反思以及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雅斯贝斯认为罪责问题是“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，必须予以严肃且认真地对待;同时对罪行进行了归类，区分了刑事罪行、罪行、道德罪行和抽象罪行等。他反对指控一国的国民犯罪，认为犯罪只是一种个人行为。
政界对于“集体有罪”的指控，大多数不是坚决拒绝，就是将罪责导向希特勒一流来为本国民众鸣冤叫屈。社会党领袖库特·舒马赫就反对这一“野蛮的集体罪责”，认为集体有罪的观点否认了反纳粹主义的抵抗记忆，反而帮助了那些有罪的纳粹人员逃脱刑罚。
若集体有罪的话，那么任何人都不会负有责任了。此外历史学界的史学家们对“集体罪责”的指控不是一种保留态度，就是坚决反对，并将罪责归因于普鲁士集权国家和臣仆的服从精神。
史学家弗里德里希·迈内克《德国的浩劫》一书中甚至认为德国人是受害者，这是在诉苦而非反省纳粹历史。总而言之，对于英美的“集体罪责”指控，德国的政界、教会、知识界以及民众等各抒己见，或积极回应，或坚决反对。
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，“集体有罪”显示了一种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强者逻辑，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与荣耀。因而与道德反思、承担责任相比，德国人的回应更多的是自卫与辩护，加之战后艰难的生存环境，从而导致面对罪责时缄默的态度与抵触的心理。
“集体有罪”的指控本意告诫德国人要直面过去的罪行，结果不仅没有促进个人的自我反思，反而引起普遍的不满，甚至适得其反。事实上，对于顽固不化的人，集体认罪根本没有用，而对于少数思想未被腐蚀者，集体认罪又显得多余。
调查显示，德国民众对占领当局的态度是较为矛盾的。一方面，很少有德国人直接与美国士兵接触;另一方面，缺乏接触并无法阻止德国人对美队形象形成认识。
许多德国人是渴望与美国人接触的，因为纳粹主义的垮台使他们物质匮乏和精神崩溃，并期待美国人可以带来新的和平与繁荣。然而美政府禁止交往的命令则像拒绝瘟疫一般将德国人拒之门外，使双方在社会联系上处于一种僵硬的立场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隔阂。
尽管如此，违反命令的行为常有发生，反而降低了征服者的威望。更重要的是，还削减了德国民众的内疚心理。在英占区，调查者发现很难从德国人口中得出任何的观点，这是因为“英格兰和不列颠帝国是过去式了。
在德国人的认识里，美国和是决定他们未来的主要因素。问及有关英占区的政策时，多数人期待由美国人来告诉英国如何去做，可以得知民众对英国当局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，因为他们认为英国人也是二战的失败者。
民众对占领当局的态度由起初的欢迎、期待到逐渐的模糊、矛盾，这显然是盟国化改造所造成的结果，更多的问题在于德国人对改造与重建的回应。关于非纳粹化的措施，它的开展影响到了绝大多数的德国人。
原则上来说，至少四分之一的民众受到了惩罚。以美占区为例，赞成和反对非纳粹化想法的比重基本持平，多数民众认为这是一件没有被好好执行下去的事情。在1945 年11 月，50%的人表示支持这一措施。
1946年3月，上升为57%，而同年12月则骤降为34%，1947年9月为32%，而到1949年5月时仅为17%。支持率下降的趋势显示了对非纳粹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武断、前后不一、有失公允等问题的不满，批判者还指出相比于主要战犯，对下层纳粹党徒的处罚过于严厉和苛刻。
用的观念和行为再教育整个民族，是“化”德国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占领当局为西占区的家、企业家、青年人安排了交流学习计划，以阐述和体现的优势和好处。
最为广泛的计划发生在学校里，撤除纳粹思想体制下的老师和教科书，随后填补教师空缺和革新教育体制。
然而当局政府知道要想执行一项新的成功的体制，将面临很大的障碍，移除纳粹的领导者和支持者是一回事。而转变整个民族的先前看法、倾向和观念是另一回事。
美占区的一项调查发现，战后初期德国人民并不愿意完全地排斥纳粹主义，约有47%的人认为“纳粹主义是一件办坏了的好事情”。这与占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密切相关，他们更喜欢一个提供安全与保障，而非一味强调自由与平等的政府。
调查显示，1948 年马歇尔计划的执行，不仅开启了西占区经济的复兴，也极大地增强了德国民众对占领政府以及体制的信心。
综上所述，美英法不仅致力于纳粹残余的清除，如捣毁希特勒的塑像、去除刻在公共建筑门顶上的纳粹党徽等公开纪念纳粹主义的东西，也关注了必须出使德国人从根本上树立起价值观念，如强调自由平等、改革教育体制、改变生活方式等。
但“化”德国从来都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，阻碍的因素有许多。民众能够很容易地遵守盟军的新规定，但是内心的认同又有几分呢?
在许多德国人看来，同他们所遭遇的现实是风马不相及的，也与战后初期德国人每天为生存而进行的挣扎毫不相干，反映出民众对占领者所鼓吹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并没有多大的兴趣。
此种心态下的德国民众，是无法展开任何有关反省和沉思纳粹历史及其暴行的或动，对于刚刚过去的这一段历史，民众的心理状态应是一种摆脱、逃避和漠视，如何尽快解决生存问题才是他们关注的重心。